我们支教，你们造假，形式主义要把山要村教育逼向何方？！

七年前，在南中国海这座繁盛的都市——深圳，曾经有一群年轻人怀着激情和梦想远赴贵州山村学校扶贫支教。岁月流逝，当年激情满怀的志愿者已经消失在都市的人流车河之中，当年他们做过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持续数年的扶贫支教究竟给山村教育带去了什么？曾经的扶贫支教如春风一样吹遍了贫寒山村的角落，曾经的志愿者也试图以执著和善良去滋润那片干涸的土地，但我们只看到美好的一面，感人的一面，有谁愿意去揭开蒙在扶贫支教和山村教育顶上那层薄如蝉翼的面纱？在贵州支教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的所见所闻远没有新闻媒体描绘的那样美好，很早以前，我就想给轰轰烈烈的扶贫支教泼上一盆冰凉的水，让那些为扶贫支教，为山村教育高唱赞歌的人清醒过来，让他们看清山村教育的现状，让他们认识山村教育步步下滑的根源。

这是一所贵州山村学校的曲折故事。1998——1999年，作为第一批深圳扶贫支教志愿者，我来到乌蒙山深处的这所山村学校支教。2001——2004年，我再度离开繁华都市和仕途，独自背起行囊重返那所山村学校支教。四年支教岁月，我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最富激情的岁月，同时我也“有幸”目睹了一所山村学校由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目睹了山村教育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纠缠下负重难行，步步下滑的惨状。作为支教志愿者，我们曾经有美好的愿望，但我们曾经的善良和爱心被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无情地亵渎了，我的感触恐怕比任何一个志愿者都要深刻，这也是我长期以来拒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根本原因。2002年10月，四十个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学志愿者来到我所在的贫困县支教，也正是那个时候，那个县的“两基验收”（即普九和扫盲验收）也进入“攻坚”阶段，当地的老师都被迫昏天黑地地杜撰材料，编造数字，学校日趋混乱，教学质量直线下滑。两个月后，四个大学生志愿者不辞而别，提前抛弃支教梦想。我与他们之中的很多志愿者有过交谈，其中一个志愿者愤怒斥责，“我们拼命支教，他们拼命造假，还要我们帮忙造假，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是的，那个地方或许真的不需要志愿者，虽然我一直坚守那所山村学校支教，但我很清楚，越来越多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不仅摧毁了志愿者的执著和善良，更摧毁了一群群山里孩子的未来。

志愿者不堪忍受教育的虚假和形式，可以选择离开，但那些长年累月在偏远山村学校劳作的山村教师呢？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有选择服从，忍受，他们的多少苦痛和埋怨都只能藏在心底。“每一次评估验收检查评比，我们都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位老师的震撼人心的话语，曾经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今却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悲凉心境可想而知。山村教师的工作严重超负荷，工资待遇低，生活清苦，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山村教师的苦累。事实上，源源不断的检查验收，不得不为的弄虚作假才是山村教师也是所有老师最难熬的苦，最深重的累！直到现在，我支教的那所山村学校还在普九，还在扫盲，还在为材料数据为检查验收而拼命折腾，还在继续昏天黑地的弄虚作假，逢场作戏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还要以多少孩子的前途为代价！

今年教师节前夕，我在新浪网上发表帖子《我是教师，但我绝不相信教育！！》，随后这篇饱受争议的帖子被广泛转载，成千上万的老师在网上倾诉心中的苦闷，忧思，愤怒和绝望，但是，老师们的肺腑之言往往被官员和专家们视之为牢骚和怨言，他们对此嗤之以鼻，他们会继续为素质教育为教育改革高唱赞歌，他们已经沐浴在教育改革的春风里了，但我感觉不到，相信绝大部分战斗在教学第一线良知尚存的老师们都感觉不到。不管是在条件艰苦的贫困山区支教，还是在繁盛富庶的深圳任教，“教育一年不如一年，学生一届不如一届”，这是我对教育现状最深重的感受。

我支教的山村学校位于贵州乌蒙群山之中的一个偏远乡镇，那是一个苗族聚居区，山高路陡，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从1998年7月份开始，深圳青年志愿者来到这所学校进行为期三年的扶贫支教，2003年7月，由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也来到这所学校支教，一直以来，这所条件艰苦的山村学校就得到来自山外的关注和呵护，她曾经有过一段兴盛的时光，但这短暂的兴盛时光随着“两基攻坚”的开始而结束了。
所谓“两基”，就是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即“普九”和“扫盲”。“两基验收”有无数条验收标准，有无数个验收数字，但我很清楚，这些数字和标准都与教学质量无关，都在以教学质量为代价。这些天方夜谭的数据如沉重的大山，压弯了山村教师的脊梁，压灭了山村娃子的希望，也压垮了山村教育的未来。
这是一个数字压倒一切的时代，这是一次数量换取质量的运动，四年来，我用生命中最富激情的时光支教，最终我没能给山里孩子带去希望，却“有幸”目睹了山村教育在形式主义下的真实变迁，而这也许才是我数年支教生活最深刻的“收获”。

以下的片断是我从支教日记《生命的底线》中摘录的，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山深处的真实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尽管我曾经是支教志愿者，但我不相信支教能对山村教育产生多大的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更真实的教育，这是我必须要作也唯一能做的事情。。。。。。。。。
2002年12月16日，星期一。地区组织的“两基”检查组到上桂小学检查，由于学生人数不够，上桂小学校长派了一名老师跑了二十多里山路到学校求援，请校长安排二十余个学生顶替上桂小学的辍学生应付检查，并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写着每个被顶替学生（这些学生实际上早已辍学）的姓名，家庭住址，家长姓名以及家庭收入等等，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记住以对付地区验收组的调查。“两基攻坚”期间，这种“互相帮助，共渡难关”的互助模式在当地各个学校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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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6日，星期四。开学很多天了，还有四十余名学生未到期校上课，以前每学期流失三四十个学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今年不一样了，辍学率高居不下很可能导致“两基验收”过不了关。放学后老师们拿着手电筒到各村寨去劝返辍学生，很多老师直到深夜才返回学校。劝学效果并不明显，绝大部分学生都到深圳和浙江打工去了。教育质量的大幅下滑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日渐浓厚，大学越来越昂贵的收费更是扼杀了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对贫寒人家的娃子而言，外出打工是最现实的出路。
2003年4月7日，星期一。放学后老师全部加班整理文化户口普查材料，从开学至今，每天放学后老师们都会这样加班加点。所谓整理材料，实际上就是根据“验收标准”随意改动户口簿上的数据，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性别。第二天我在那间教室的黑板上看到这样一行字，“假作真时真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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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11日，星期四。为了促进“两基攻坚”再上新台阶，乡教辅站成立“两基攻坚办公室”，从每个学校抽调一名老师组成。被抽调的老师不再上课，“全心全意”进行材料准备。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支教的那所中学有8个教学班，包括我在内只有十六个老师，其中还有两个老师因病无法上课。师资极度紧缺，几乎每个老师都要任教两个年级两门甚至三门以上课程，平均课时二十多节，有两个老师课时甚至达到三十节。老师们辛苦，校长也第一线冲锋陷阵，他任教初三物理和初一数学，还担任初一（4）班的班主任。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老师们昏天黑地准备了大半年的验收材料因为不符合“标准”而全部作废，望着那一堆曾经渗透着老师无数心血和精力的“两基攻坚”材料，我感到透心的冰凉，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两基攻坚”？我们要“攻坚”什么？“两基攻坚”给山村教育究竟带来了什么？群情激愤地发泄心中的不满之后，老师们不得不集中在办公室里开始了新一轮闭门造车，编撰材料的工作，新学期就这样缓缓拉开了帷幕。
2003年9月22日，星期一。在师资力量最紧缺的时候，学校再次获得来自山外的支援。四十名来自山西，内蒙和贵州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个贫困县支教，我所在的山村学校分来四名志愿者，他们将在这所学校进行为期两年的扶贫支教。今天他们面对全校学生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他们了解到山村教育的真实境况后，激情还会延续下去吗？
2003年9月26日，星期五。因为材料整理工作量的分配，两名老师发生打斗，新来的大学生志愿者看到这样的场景都感到不可思议。接下来的数天，学校的气氛都显得特别郁闷，繁重的教学任务已经令老师们心力憔悴，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令他们疲于奔命，老师们的心情糟透了，隐藏在心底的愤怒，总会这样喷薄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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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日至3日，国庆长假开始了，老师们却无法享受。在乡政府的指令下，老师们要利用这个假期到偏远村寨劝返辍学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我和胡老师在群山中走了近五个小时来到最偏远的三坝村。胡老师长期受到肝病的折磨，中途身体不适，痛得额头上汗珠直流。三天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十余个辍学生家庭，费尽口舌劝学，讲了无数道理，但没有学生跟着我们返回校园。这些辍学生中有些是获得了深圳感恩工作室的资助，学费无忧，但由于成绩太差，对学习毫无兴趣，死活都不愿意回到学校读书。
2003年10月9日，星期四，县教育局某领导到学校视察，看到有老师借住在学校的教室里，还有老师以教室作为新房，非常不高兴，他当场命令老师必须无条件搬离教室，因为“两基验收”标准中就有一条“老师不得占用教育设施”。这令老师们极度心寒意冷，情绪低落，老师们不明白为什么宁愿让那十多间教室空着，也不让老师遮风蔽雨。“累死累活没人管，到头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教学楼外面临时搭个草棚，老师们都住在里面，请几个记者来看看。”老师们都埋怨，这是他们生存境况的真实反应，如果有一天，这些教师都离开了山村学校，试问检查验收组的官员们，你们还能验收什么？
2003年12月12日，星期五。虽然上面一再强调要采取措施控制辍学率，但流失生还是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每年的寒假都是学生辍学的高峰期，因为这个时候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到村寨里，他们往往会带走整整一个寨子的学生外出打工，成为“两基攻坚”的心头之痛。放学后，我和赵老师到偏坡村去劝返辍学生，两年来，这已经是我和赵老师第七次到那个村庄去劝返辍学生了。偏坡村的是当地第一个宣布脱贫的村寨，村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即便这样，那个村庄的二十余个中学生也只剩下七八个了，再过一个学期，也许偏坡村的所有学生都将会离开校园，流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