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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支教,你们造假,形式主义要把山村教育逼向何方 |
| 2005-11-11 16:26:11 来源：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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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月1月19日，星期一。惨不忍睹，用这个词来概括期末统考成绩再恰当不过了。初三年级的数学统考平均分66分，这样的成绩竟然全县领先。1998年我第一次到贵州支教的时候，我的山里学生的数学平均分总能达到八九十分，那时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和记忆了，重返这座山村学校支教三年来，我的山里学生的数学成绩依然“优异”，但这样的“优异”已经没多大含金量了。同样的支教老师，同样的山里学生，短短两年间这二十多分的差距最切实在反映了山村教育的走势。在县教育局下发的高考中考情况通报表上，我摘录了另一所条件较好的乡镇中学的中考成绩：该校90多人参加中考，语文平均分40分（满分100分，下同），2人及格，数学平均分24分，无人及格，英语平均分25分，2人及格。如此的成绩，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山村学校沦落到这样的境地。1998年我第一次在这所山村学校支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学生真的很聪明，很好学，成绩也十分优异，孩子们给我这个山外老师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现在，无论是偏远乡村还是繁华都市，这样的快乐越来越少了。小学教育根基不牢，中学教育举步维艰，高考成绩一落千丈。再看看那个县2003年的高考成绩：10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除语文成绩均分达到97.1分(满分150分),情形尚可外,数学平均分53.8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8.56%,英语平均分52.7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仅2.13%。其实不仅仅那个贫困县，全国各地包括深圳这样的繁华都市的高考成绩都在下滑，但我们的大学还在拼命扩招，一片兴盛的样子。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越来越低了，大学的收费越来越贵了，大学生的含金量也越来越低了，某些大专院校，每科平均分三十分就可以考取，我担心，这样的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走入社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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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4日，星期四。乡“两基攻坚”大会在乡会议室举行，教育局某官员针对部分老师对“两基攻坚”有不同意见，暗藏杀机地说，“如果有些老师不想教书，那么请你们自便，现在想教书的人多得很，很多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每个月给他们两三百块他们都挤破头来教书！”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知识的价值，教师的地位从这句话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最后乡领导说这是一次“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大会。
2004年3月5日，星期五。深圳感恩工作室在学校举行捐赠仪式，全乡数百名学生获得了资助，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推行 “321”助学工程，即县级干部每人捐300元，科级干部每人捐200元，一般干部（包括教师）每人捐100元，用于资助辍学生。除此之外，深圳志愿者联系的资助行动也在这偏远贫寒的山村里进行。资助越来越多，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惨不忍睹，现实令人非常沮丧。显然，再多的资助也无法提高教育质量，更无法扼制学生的流失，在如今的山村学校，贫困已不是山里孩子辍学的唯一原因。
2004年3月12日，星期五。贵州省安顺市某县因在普九验收的过程中弄虚作假，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暴光，消息传来，老师们的心情都很复杂，“两基攻坚”成为老师们心头切肤之痛，弄虚作假绝不是老师们愿意面对的，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弄虚作假，逢场作戏的日子还得延续下去，直到验收“过关”那一天为止。如果不弄虚作假，乌蒙群山深处的绝大部分学校根本就无法达到普九验收那些“高不可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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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6日，星期二。乡政府接到紧急通知，县里要来乡里检查扫盲教育情况，但乡里长期以来从未开展扫盲教育。为了应付检查，教辅站“急中生智”，匆匆写了幅“某某村扫盲班开班典礼”的横幅，带着一群乡干部和老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山道颠簸，到最偏远的杨家坝，马家河和三墩村举行扫盲班“开班典礼”。这是一场完全的原汁原味的“地方戏”，在每个村寨，把横幅贴在墙上，乡长和教辅站长坐上讲台进行开班动员“讲话”（实际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摆个姿态照相），然后由“老师”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摆几个上课的姿势，照完相后就结束了。大家急冲冲地赶到另一个村寨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表情。乡亲们都被搞迷糊了，在马家河村，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说，“搞个球哟 ，我还以为真的要给我们扫盲呢。”在三墩村，村长在开班典礼上告诫乡亲们，如果上面下来检查，一定要说扫盲班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每天晚上都有老师来上课。乡亲们乐喝喝地笑了，村长说，“笑什么笑，出了事情你们要负责任，检查过关了请你们抽烟喝酒。”
2004年4月17日，星期六。县有关部门对学校的学生流失情况日趋严重非常不满意，乡政府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对那些不送孩子回校读书的村民进行高额罚款，从五百元到两千元不等。这招效果明显，近两天就有几个在外地打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当然这部分学生返回学校的目的仅仅是凑个人数，避免罚款而已，当“普九验收”结束后，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学校。老师对这部分学生不想管也不敢管，任由他们在学校里胡作非为。抽烟喝酒，谈恋爱，调戏女生，偷盗斗殴，威胁老师这些前两年从未出现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学校乱成一窝粥，昔日那个宁静和谐的山村学校消逝殆尽了。校长也没有办法，“两基验收”的关键时刻，学生人数太重要了，以教育质量为代价是每座山村学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04年4月19日，星期一。县教育局又来检查扫盲班的教案和扫盲班学生的作业，乡教辅站要求中学突击编造相关材料，应付检查。尽管老师们心里直骂娘，但还是得不折不扣地执行。这边，老师们在办公室杜撰扫盲班教案，“天麻种植技术”，“苹果的嫁接技术”，“养蚕技术”等等。另一边，初二年级的学生在教室里替扫盲班的“学生”完成作业。老师把各科作业和答案都抄写在黑板上，学生再抄写到作业本上。为了检查，所有课都停下来了，好一幅师生齐心协力弄虚作假的盛况！从上午到下午，学生们抄得头晕眼花，当我走进初二（1）班教室里是时，学生都朝我嚷嚷起来，“老师，你救救我们吧，我们的手都抄断了。”“老师，太不公平了，今天叫我们抄作业，星期六又叫我们回来补课。”
2004年4月23日，星期五。大学生志愿者勾朝元离开了学校，他提前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支教生活。在他之前，已经有四个大学生志愿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贫困县，其中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离开时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拼命支教，他们拼命造假，还要我们帮着他们造假，其实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
是的，这个地方也许真的不需要志愿者，这么多年来，目睹连绵不绝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日益泛滥，我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我曾经想把所见所闻都揭露出来，也曾经想过给教育部长进万言书，但这有什么用呢？难道部长大人就不知道基层教育的真实情况吗？难道他不知道多少山村学校的山村教师们因为弄虚作假而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教书吗？难道他不知道教育在年年下滑步步溃败吗？数年来，我用心教好我的山里孩子，因为我良知尚存，我也冷眼旁观山村教育的变迁，我试图揭开这层薄如蝉翼的面纱，这也良知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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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27日，星期二。教育局张科长到学校来检查学生辍学的情况，由于事关重大，乡政府极其重视。为了凑齐学生人数，学校不得不请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来顶替初中辍学生。在当地，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某些乡镇中学为了拼凑学生人数，甚至请社会上的小地痞小流氓坐进教室里充当辍学生，由老师出钱给这些“学生”购买书包，验收结束后，还要付给这些“学生”一笔不菲的劳务费。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五一节”就要到了，老师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但下午的一个会议给老师们当头一棒，十多项紧急任务等着老师来完成，比如制订图书馆、电脑室、保管室、实验室管理制度，比如编写补偿教育教案，农技课教案等等，除此之外，每个教师必须在五一期间找回一名辍学生，如果完不成，就会扣除老师们的工资。老师们一面发泄着心中的愤怒一边冒着雨直奔村寨去动员辍学生，因为留在家里的辍学生已经不多了，老师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去抢夺辍学生，由于“资源”有限，小学和中学老师还因抢夺辍学生而互相指责，伤了和气。
2004年5月7日，星期五。赵老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深爱着学校，深爱着他的学生，在偏远山村奋战了十几年的老教师终于不堪忍受形式主义之苦了，他感到疲惫了。三年来，他一次次推迟到医院动手术的计划，除了经济方面原因外，他舍不得扔下这批初三学生。支教三年，我和赵老师搭档三年，他教语文，我教数学。一直以来，有几分清高狂傲的我很难佩服一个人，也基本不相信模范和典型，但数年来，我却一直为这个质朴倔强的山村教师感动，他的苦痛，他的敬业，他对学生的爱，时时刻刻都如一面镜子，让我看清自己。其实，赵老师这样的千百万的山村教师才是山村教育的脊梁，在现实的折腾下，在形式主义的席卷下，即便是我和赵老师这样深爱着教书老师最终也无法坚守下去了，我喊出了“我是教师，但我绝不相信教育！！”，还有多少老师也在心里千百遍地呐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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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1日，星期一。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支教生活也要结束了。中考结束后，孩子们都回到学校，挤满了我的宿舍。三年了，我和眼前这群山里孩子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然而，在离开这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希望的开始还是希望的结束，在教育一天天下滑的现状下，我的学生还有前途和希望吗？
校长和老师们忙着杀鸡宰羊，晚上，老师们都挤在校长的宿舍里，以最隆重的方式为我送行。我们举杯痛饮，我们唱起了《送战友》，我们都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数年来，我和这群山村教师坦诚相待，我尊重他们，感激他们，我知道他们肩扛的苦，背负的累，这种苦累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以良知坚守着三尺讲台，支撑着山村学校，同时他们也被形式主义无情地折腾着。越来越多的山村教师放弃了三尺讲台外出打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知道眼前这群山村老师还能煎熬多久，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放弃了山村学校，放弃了山里学生，那些天天高唱教育形式一片大好的教育官员和专家们，你们有能力来教好我们的山里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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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5日，星期三。回到深圳五个月了，大山深处终于传来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支教的那所山村学校基本通过了“两基验收”，但由于“两基攻坚”工作不够突出，因此以后每年开学的时候还要复查，山村教师逢场作戏的日子远未结束，山村学校也永远不可能恢复到我第一次支教时候的宁静和谐。
2004年11月26日，星期四。就在“两基验收”结束后的第二天，二十多名学生离开了山村学校，挤上了前往深圳和浙江打工的长途汽车，我坚信，这样的景象会一年一年持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我更担心的是，每学期开学“两基”复查的时候，山村教师们还要饱受多少折腾？山村教育还要下滑到何种地步才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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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个老师的呐喊可以视之为偏激，一群老师的呐喊可以视之为牢骚，千百万个老师的呐喊呢？
在支教之前，我曾经是南中国海这座城市拥有坦荡的前途，然而，源源不断的文山会海终究让我选择离开。我曾经以为遥远的群山深处有一片净土，可以让我享受到最真实的人生和最简单的快乐，但事实上，蓝天白云之下，已经很难的一片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净土和乐土。偏远山区的贫寒已经令人震惊同情了，但那里愈演愈烈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更令人触目惊心！在政府机关呆了那么多年，我能容忍甚至能理解政府机关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但我真的无法坦然面对充斥于教育界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当学校越来越机关化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我们还能培养出什么样的接班人。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我们却坦然地去做，明知道形式主义会让教育付出沉重代价，但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还在沉醉其中，面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我们都变得坦然了，可是这样的坦然之中，我们的良知到哪儿去了？我们为什么要逼着老师弄虚作假？我们为什么还要带着学生弄虚作假？
别总把教育下滑的责任归咎于教师，教师的日子也不好过，苦闷埋藏心底，责任重于泰山，无论在贵州的山村学校，还是在深圳的这所学校，我都多次听到老师发出这样的感慨：“下辈子再也不当老师了！”那么，下辈子，究竟还有谁愿意当老师？
教育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了，为什么我们要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应当远离校园了，让校园成为净土，可是，这竟然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总该有人为教育的现状反思，老师？教育官员？教育专家还是教育制度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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